工匠精神需要社会激励

李克强总理在不久前的一次国务院常务会议上，谈到培育工匠精神问题时回忆起20年前他在欧洲一家企业参观的经历：一位技术工人浇筑的镁条粗细均匀，一丝缝隙都没有。总理感叹：“机器都没他做得好！更重要的是，这家企业的总经理告诉我，这位工人的收入和他本人的收入一样多。这就是对工匠精神的最大激励！”

弘扬工匠精神，现在已经在中国上下达成共识。今年两会期间，“工匠精神”首次写入政府工作报告。而不久前召开的第二届中国质量奖颁奖大会，则把质量与工匠精神联系起来。人们都在呼唤工匠精神，但到底怎样才能产生工匠精神呢？李克强总理提到的“激励”，就是培养工匠精神的重要途径之一。

事实上，日本、德国等制造业发达国家之所以有着很好的工匠精神传承，跟他们深厚的敬重技艺及敬重工匠的社会文化密切相关。这种敬重，就是可以产生持久动力的激励力量。而工匠精神中所体现出来的敬业精神，很大程度是由社会对工匠职业的敬重而转化过来的。

日语中有一个词汇专门用来形容“匠人”（或称“职人”）——“一生悬命”，即把一生都贡献在所从事的职事上，是其敬业精神的写照。日本社会对匠人非常尊重，其社会地位相当高，甚至超过那些出类拔萃的文学艺术人才。这种社会氛围促成了日本文化中至今仍十分浓重的“重职主义”特色。丰田的精益生产理念，即脱胎于这种社会文化之中。

传统上，“师傅”在德国一直拥有较高的社会地位，绝对没有“万般皆下品，唯有读书高”的历史羁绊。各行各业平等互尊的观念深入人心，社会上没有瞧不起“蓝领”技工的风气。当今，德国普通公务员的收入可能比不上管道工，高级技工的待遇可能会超过大学教授。

在中国，优秀工匠也不少，在他们身上也能看到“一生悬命”式的敬业精神，并藉此创造了辉煌的手工艺文化史，但由于长期处于为皇家和官府低回报服务的打工状态（情形与当下的技术工人生存状况十分相似），加之社会地位低下，生存环境恶劣，活着尚成问题，手艺和职业精神传承常难以为继，更别提发扬光大了。现在大多数年轻人或者他们的父母，不愿意选择技工职业，也多出于这方面的考虑。一言以蔽之，社会没有形成一种对工匠的激励文化和机制。

近日有一篇叫做《发达国家都注重的工匠精神，中国人为什么说NO》的网文，很有影响，其中指出，目前在中国，工匠精神不能像日德那样为工人带来最切实的利益，带来社会的尊重，所以，工匠精神推广不开。作者认为，如果要培育工匠精神，只要告诉社会，一位工作了30年的老工匠的收入超过他的年轻管理者10倍、20倍，那么工匠精神自然就会流行。除此之外，还要改变社会上普遍存在的基于“劳心者治人，劳力者治于人”思想形成的体力劳动（许多人也把技术性劳动划归体力劳动）低下的偏执看法。事实上，工匠精神恰恰就是集中在“技术劳动”领域，既然整个“技术劳动”都被认为是“没大出息”，那么工匠精神想要滋养的土壤，几乎是干涸的。

工匠精神是激励出来的，需要物质和精神的双重激励。当然，这种激励不能是一时一事，而应该形成一种社会化的且具有可持续性的激励制度。这种制度既包括保障工匠工资待遇的法律法规建设，也包括提高技术工人职业技能的教育培训体系建设。只有注重技术人才培养，畅通其职业发展通道，提高其收入水平，改善其工作环境，让工匠精神在他们身上体现出价值来，“中国制造”才能从根本上完成精神蜕变，成为世界经济舞台上真正具有影响力的重要角色。